7月23日，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與杭州開往福州的D3115次列車在溫州境內追尾，造成大量人員傷亡。雖然大陸很快就為國內媒體的報道劃了紅線，*媒體也異乎尋常地指出，事故動車是基于國外技術建造，但席卷全國的網絡問責風暴卻愈演愈烈。雖然事故發生在鐵路行業，考慮到高鐵和核電都是成功商業化的zui大型、zui復雜的工程技術，中國政府有必要深刻意識到，這次事故對中國核電發展的警示作用。

中國高鐵從2004年前的一無所有，在短短幾年做到運營規模及速度世界*，走完了發達國家近半世紀的歷程。與此對比，中國核電規劃與高鐵的大躍進式建設，其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。2010年底，大陸核電運行裝機容量不過1082萬千瓦。雖然2007年*頒布的《核電中*發展規劃》，計劃在2020年前將指標增至4000萬千瓦，不過據大陸媒體報道，可能將這個目標大幅上調至7000至8600萬甚至是1兆千瓦。

值得慶幸的是，鑒于日本福島事故的嚴重性以及對中國民意的巨大沖擊，3月16日中國*迅速決定暫停審批新的核電項目，此舉標志著政府對核電開發變得更加謹慎。不過很可惜，中國zui近又出現了核電大躍進的趨勢。7月發布的《國家“十二五”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》明確提到，要在2015年前引進消化美國第三代的AP1000技術，并將單機容量由1000提到1400兆瓦。相對中國的“率”，同樣的時間，可能還不夠一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核電投資人申請項目開工的許可證。

中國的核電和高鐵行業，在本質上都是以市場換技術的手段，從引進關鍵技術。除了國產壓水反應堆，中國還陸續引進了法國、加拿大、俄羅斯、美國的多種反應堆技術。但是從設計標準化、操作安全、維護簡易性的角度來看，在任何一個國家，同時運行維護過多種類的反應堆，都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核電發展模式。因此，中國需要立即限制堆型“八國聯軍”化的趨勢，并集中人力、物力，專注一到兩個標準堆型的研究、開發與推廣。

核電大躍進的后果更嚴峻

據報道，中國可能會放棄第二代反應堆，并轉而采用包括被動式安全系統的第三代技術。與此對照，這次溫州的事故，動車配備了據說能保證絕不追尾的中國列車控制系統。以此類推，不管第三代核電技術理論上如何安全，中國政府需要清醒地意識到，這類沒有經過實踐充分檢驗的安全技術，可以輕易地因為硬件失靈、設計錯誤或操作經驗不足等原因失效。

鑒于中國現行體制下社會矛盾的積累效應，中國*人有必要從政權穩定的高度，理解重大核電事故可能的沖擊效應。1979年三里島核事故后，民間反核的力量導致美國30多年都沒有新建核電站。1986年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，加劇了蘇聯內憂外患的政治局面，并成為蘇聯解體的催化劑。2011年福島事故，導致日本首相*被迫承諾會為此下臺，并使日本經濟遭受重創。中國如果堅持大上快上核電，匆忙上馬的大批核反應堆，很可能成為潛在事故的引爆點。如果考慮到人力資源不足的附加風險，任何核電大躍進在中國都可能以核災難的發生悲劇告終。

福島核危機后，德國宣布在2022年前*退出核電行業。不過由于中德兩國國情差別巨大，*放棄核電對中國來說并不可取。為了減緩國內諸多的能源和環境挑戰，中國的核電裝機容量進一步增長應該是無可避免的。即便如此，中國政府必需意識到安全是核電發展之本。脫離開一個穩健的核電中*規劃，節能減排、可持續發展、產業升級都不過是鏡花水月。

“7·23”溫州動車追尾雖然暴露了中國公共項目投資領域，因貪功冒進所引發的諸多矛盾，而且還造成了政府與執政黨的公關危機，不過，如果中國*人能夠以該事故為鑒，大力整頓基建投資領域的亂象，并因此能對2020年核電規劃目標的修訂三思而后行，那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，未嘗不算因禍得福。鑒于核電開發的巨大風險與不確定性，*2007年公布的2020年國內核電運行裝機容量4000萬千瓦的規劃目標，短期內不宜上調。如果十二五期間，國內第三代核電技術的引進能夠順利進行，中國2020年核電規劃目標，*可以在十三五期間再行調整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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